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碉楼与乡村防卫设施演变——以中山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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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博物馆  余子龙

【内容摘要】本文以田野调查的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资料记载,考察了香山(中山)地区乡村的防卫设施,包含哪些内容,是如何演变的,演变的背景是什么等问题。民国时期,公众碉楼和私人碉楼在香山地区非常常见,作为防卫设施的一种,在乡村防卫以及乡村防卫设施的演变中,都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碉楼、围墙、防卫设施、乡村防卫、香山
《文史博览(理论)》 2012年03期
【分类号】:K296.5
    近年来,江门地区的碉楼受到了世人的密切关注。碉楼是一种具有防御功能的建筑物,相关学者对其在防御匪患中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江门相邻的中山地区也广泛地分布着大量碉楼,不过相关的研究却很少。珠三角地区从明清直至民国,匪患均较为严重,在防御盗匪的过程中,乡村的防卫设施是如何演变的,尚缺乏具体研究。本文试图以中山地区为例,论述乡村的防卫设施在防御盗匪过程中的演变,以及碉楼在这其中的作用。
一、传统的防卫设施
中山在1925年之前称为香山,地处珠江出海口,为濒海之地,域内岛屿众多,山海交错,成为盗寇的渊薮。自明中叶直至民国,海盗活动频繁,盗匪之患严重。各版本的《香山县志》中,“土寇”、“倭寇”、“海寇”、“山寇”、“草寇”、“盗贼”、“海盗”等字眼时常出现。如“万历十年五月倭寇犯鸡拍村”[1]、顺治顺治十二年(1655)“海寇窃发村镇多所屠掠”、[2]、“康熙甲辰二月海寇掠乡民”[3]、“康熙十三年土寇围邑城”[4]、康熙十五年“抚贼陈器瑜纠集海寇锺吉生辈聚船数百围邑城”[5]“嘉庆十四年十月洋盗张保焚劫村庄”[6]“道光乙巳十二月海寇夜劫”会同村[7]等等。鸦片战争之后,据香山本地的乡绅林谦记载,当时“匪党肆横,抢劫之事,由郊野到城厢,白昼成群,实从来所未见”。[8]盗寇不时掳掠城乡,造成不少乡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匪患过后,乡人除了建立乡义祠、义勇祠、义烈祠等纪念在匪乱中死去的亲人外,也思考如何抵御盗寇的侵袭,建立防御设施便是抵御盗寇的重要措施。
海寇的掠劫,迫使香山官民很早就开始思考抵御海寇的方法。明洪武年间,“倭寇出没海上,飘忽若风雨。民无戎械,莫能御。”当时的香山县丞彭豫教乡民“树栅积石以待”。这个方法非常有效,倭寇的船只“自是不敢近”[9]。嘉庆年间张保仔洗劫珠江三角洲的沿海地区,对香山地区造成很大破坏,也迫使时人加强抵御海寇的设施。当时的乡绅郑应元提议,“添乡勇以屯海岸,设濠涌墪台水栅以当南路,设犁头觜炮台以当东路,易上栅炮台水栅之向,添濠壳坝以当中路,于港口添设碉寨,塞浅水湖以其前,塞南六南九雨滘以防其后”,[10]这些措施得到了当时县令的赞同,得以施行。这里提到的“碉寨”在同治本《香山县志》中,即称为碉楼。这也是笔者所查看的资料中,最早关于香山建立碉楼的记载。可惜这次兴建的碉楼,其实物早已不在。而文献中也没有关于碉楼形状的具体记载。因此,碉楼具体的形状已难以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时兴建的碉楼主要位于港口,为港口的防御设施,尚未有资料显示其已用于乡村的防御。
民国初年以前,香山地区乡村的主要防御设施是围墙与闸门,有些村庄会配以护村河。当时的乡村里,乡民为了抵御盗寇,主要的反应是修建围墙。如清康熙七年(1668),海寇入侵四字都茶园村(今中山南朗茶东和茶西),乡人陈光龙“捐已地筑围墙防守,村赖以安”。[11]乾隆十五年,位于城郊的长洲村修建了闸门三座。[12]嘉庆十四年海寇逼村,小榄的“东埒口筑垒堵御”。[13]这些防御设施,有部分至今依然存在,为今人了解乡村传统的防御设施提供了样本。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资料,围墙和闸门至今仍广泛地存在于南朗、三乡、南区、大涌、古镇、黄圃、沙溪、火炬区等地,其中以南朗、三乡为多。从所处位置上看,闸门主要位于村口、巷口和护村河一侧的桥头上。位于村口的闸门主要与围墙结合,连成一个整体,防守时关上闸门,守护村庄的外围。如位于南朗左步村的中兴里闸门,立面呈“山”字形,平面呈“一”字形。青砖垒砌。闸门两边曾接连围墙,把村子包围起来,将潜在的匪徒隔在村外。位于巷口的闸门则与两侧的民居结合,防守时关上闸门,保护闸门内民居的安全。如位于大涌安堂的“迎龙里”闸门,平面呈“∏”形,青砖墙,大门与街道相连。位于桥头的闸门则与桥和护村河结合起来,关闭闸门,便可拦阻河对岸的人过来。围墙很多时候和闸门连在一起,不过由于破坏比较严重,香山地区现存的围墙已不多,且多不完整。如沙溪水溪村的护村墙,原绕村一周,长600余米,高4米左右,剖面呈梯形,上窄下宽,用平整的木板做活动边框,以黄土、细沙、草灰、糯米等为材料逐层夯筑而成。墙体现存260多米,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中间有间断。而这已是现存较好的围墙之一。
在传统村落中,这些围墙和闸门(有些村落包括护村河与更楼),构成村里的防卫设施,承担着保护村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到清末民国,这些防卫设施还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少乡村依然选择重建或重修闸门和围墙来加强乡村的防御。1918年隆镇(现大涌镇)的安堂乡在修筑围墙劝捐启事中说,“盖闻思患预防,勇夫所以思重闭,有备无患,郡县所以有城垣,况当今盗贼披猖,频闻掳掠,本镇一带各村多谋自固藩篱。况我乡滨海连山,四通八达,是以有提议修筑围墙一事”[14  ]。不过这种传统的防御设施,在清末民国时期遇到了新的强大挑战。
 
二、挑战与应变
香山临近港澳,从晚清到民国,大量的武器通过港澳源源地流入进来。这些先进的武器部分为盗匪所拥有,加剧了当地的匪患。1906年两广总督岑春煊给九龙关税司的札件中指出:“粤省盗风猖獗,素恃洋枪利器为护符,而枪械来源,又恃港澳地方为接济。”拱北海关的报告也认为港澳流入内地的武器助长了内地的“盗风”,“曩由香港、澳门两处私贩军火至内地者,源源不绝,实繁有徒,以臻今日盗风猖獗,地方不靖”。1901年的《申报》也报道,“广州府属各县滨海之处,绿林豪客往往勒索不遂掳掠随之,其中匪类之多以香山县境恭谷二部及蜘蛛洲为最”,“大宪特派营勇前往剿办,若辈竟敢纠党数千人恣行抗拒,附近各乡练勇闻警而至,匪党枪若连珠,鏖战至半日之久,当场夺获快枪十五杆,匪艇四号”。[15]枪支流落到盗匪的手中,使得他们劫掠起来更为猖獗。
传统的围墙、闸门乃至护村河构成的防御设施体系在防御一般的盗匪时作用明显,但在成群结队拥有枪炮的盗匪面前,其自身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这些设施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将村落和外部相隔开来。这样的需求加上村内并不富裕的财力,使得闸门普遍规模不大,围墙高度也较低。早期闸门从形制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平面呈“一”字形,如翠亨村的瑞接长庚闸门,青砖砌成,外表覆盖灰砂,高4.1米。另一种平面呈“∏”形,与传统民居的头门基本一样,两侧墙体外伸,正面墙体内凹,形成一前廊。如南朗赤坎村的来贤里闸门,墙体用夯土筑成,硬山式顶。宽4.8米,深4.4米。早期围墙一般不高,翠亨村的华侨陆灿回忆,村子里有“中国常见的矮围墙环绕”。[16]从现有的遗存看,早期围墙的高度一般低于闸门,高约两米多至三米,主要用黄土、细沙、草灰、糯米等夯筑而成。这种形态下闸门和围墙,面对成群结队拥有枪械的匪徒,只是将其隔在村外。一旦匪徒试图越墙进攻村内,其既难以很好掩护村民,也不便于村民向村外开枪堵截,所起作用非常有限。
翠亨村位于香山东南面,清代便有围墙将村里的祠堂、住宅围起来,并在四面各开一个闸门,白天打开出入,晚上关闭,闸门上树以粗大的木柱加固,防止盗匪以及坏人在夜晚混入村中,保卫村民的安全。在东门内和村后还建有更楼。1883年,孙中山从檀香山回乡后,倡议在村中添设街灯夜间照明,既便利村民生活,也防止坏人趁黑混进村中。围墙、闸门、更楼、街灯作为翠亨村的防御设施,保护着村内的民众。不过这种保护并不完全可靠。盗匪同样可能突破这样的防线,到村内劫掠。在1895年前后,村内的杨翰香堂就遭到强盗的打劫,盗匪当时撞穿了杨翰香堂正面外墙,并朝屋内开枪。外墙的修补痕迹今天还看得出来。[17]
民国建立后,香山地区的治安并不见好转,甚至有越演越烈之势。成群结队拥有枪械的盗匪进行抢劫在当时的香山社会比较常见。盗匪劫掠的报道时常可见。如1918年的《香山仁言报》报道,“西海坦背沙永裕围,日夕被匪行劫,并掳去围东高体泉一名,不翌夕被匪劫去谷石廿余担,小艇二只”;“大黄圃三社坊刘宅,前晚被匪十数人,手持军械,入室肆行劫掠,闻共失脏有数千元之多,并抢伤事主手部,掳去饮乳小孩一名”。[18]《香山良都竹秀园月报》也记载,“旧历元月初十晚,有匪徒千余人,持械到白鹤嘴去廖某等数家,所有银物席捲一空,并掳去廖某之孙”[19];“二月之十九夜,良都曹边乡有匪徒数人,入乡行劫,掳去梁桂安之子,财物被劫一空,并当场枪毙更夫一名”。[20]这些地方拥有防卫设施尚且如此,那些缺乏防卫设施的乡村,就只能任凭匪徒劫掠了。1920年,“隆镇濠涌,不费一弹,劫去三家”,[21]当年10月19日晚,三名匪徒闯入南区亭子下的一家屋内,并掳劫无遗。[22]这些匪患给地方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乃至于时人不得不哀叹,“现在是个什么世界呢?不是个盗贼世界吗?今日东抢,明日西劫,报纸上这种新闻,是没一日没有登载的”。当时乡村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乡村地方,没有设备,未有不受其害”[23]。乡村的防卫设施不能依靠政府当局,而需要乡村自身来承担,必须修建防卫设施进行自卫,并且刻不容缓。
为了应对匪徒的劫掠,各村落纷纷组织防守人员,购买枪械,修建防卫设施,以防被洗劫。传统的闸门和围墙在部分乡村也被改进,其形态变得更有利于防御。闸门被修建成两层。如冲口村的迓龙门,平面呈“∏”形,与南朗赤坎村的来贤里闸门相似。经改进,闸门高度升高,并分成上下两层。一楼东、西方向相通,二楼正面也即东面没有门和窗,北面开有门,南面、西面开窗。在防御匪徒时,一楼闸门关闭后,二楼可驻守防守的人员,两边的窗和门方便人员进驻和观察两侧的情况。比起单层的闸门而言,其在防御功能上得到了加强。围墙建得更为坚固,有些增加了墙的高度,有些改进墙的建造材料,并在墙上开有射击孔和哨口。如龙环的护村墙,在原先约3米高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约1米的高度,使得村子被高高的围墙包围着。翠亨村的围墙在民国时期进行改建,用混凝土预制件砌成,墙上等距离布有射击孔和哨口。经过这样的改进,一旦有匪徒来袭的时候,村内的防守人员就可以凭借围墙防守,既可通过哨口观察村外的情况,又可用围墙掩护自己,并通过射击孔攻击村外的匪徒。
 
三、碉楼兴建及其作用
在应对匪徒的劫掠中,加固和改进闸门与围墙确实能取得一定成效。不过这种方式所费不菲,效果也不见得多么显著。为了保护村落和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到了民国初年,碉楼这种坚固耐用又攻防兼备的建筑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日益在乡村的防御中起到重要作用。
1912年,小鳌溪乡旅澳大利亚华侨林沾邦回乡自行设计并建筑了碉楼。[24]到了1920年,位于城郊的竹秀园乡人在论述建设自卫设施时已不提修筑围墙和闸门,而是置枪械、设民团、筑碉楼。时人已明确认识到坚固垂久的碉楼在防御中的重要性。竹秀园乡人认为,“本乡东北一带,临水近山,沙田辽阔,每届冬防吃紧之际,乡人时虞盗贼,团防自卫,惟无坚固垂久之建筑物,以为守望之具,故守御着着维艰,所以碉楼之设,早望落成,藉资捍卫。”稍后便见到沙涌和竹秀园碉楼的记载。当时的地方当局也认可碉楼的兴建,认为“建筑碉楼,防卫盗贼,为近时公益要务”[25]。而一些乡村兴建碉楼的意愿,直接原因便是遭受了匪徒的洗劫。[26]在保护乡人和自身生命财产这一强大动力之下,中山地区兴起了建筑碉楼的热潮。民国时期曾有3000多座碉楼耸立在各个村落[27],至今尚有六百多座分布在各处。
从建造者和功能使用的不同,大致可以将中山地区的碉楼分成公众碉楼和私人碉楼两种。公众碉楼由众人集资建成,主要用于某一村落或区域的防卫。私人碉楼则由私人自己出资兴建,主要用于自己家族的防卫和居住。由于两者的功能不同,因而在有些乡村中,村里的殷户建了私人碉楼保护,同样要建公众碉楼进行防御。[28]而兴建了公众碉楼的乡村,富人也还要兴建私人碉楼自我保护。[29]是以在不少乡村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公众碉楼和私人碉楼同时存在。相对而言,公众碉楼在村落防御中所起的作用更大。而功能使用的不同,也使得公众碉楼和私人碉楼在选址、形制等方面均有所区别。
公众碉楼因用于一个村落或区域的防卫,其选址非常讲究。时人曾对选址问题进行过论述:
建筑碉楼之法,首重乎择地,地势一失,则不能御贼,而反为贼所算,此固事有必至者。今者我乡碉楼,既着手开办矣。愿执事者,先事审慎,察形观势,须扼其咽喉之地为捍卫,择其重要之点以建筑。[30]
论者认为,兴建公众碉楼最重要的是择地。因为如果选择的地点不好,不但不能起到防御贼匪的效果,反而可能会被贼匪算计利用。当时论者所在的竹秀园村因为风水问题,所选的地点几次均因为村民反对而告终。因此论者希望筹建碉楼的执事者能够不受风水的困扰,选择咽喉之地建筑碉楼。从文献和现有碉楼的情况看,公众碉楼一般建在村落的四周或主要交通要道的路口,均为利于村落防御的要害之地。
公众碉楼的形制也有自身的特点。由于担负村落的防御重任,公众碉楼用于防御的目的性非常强,其防御功能比一般的私人碉楼强大。竹秀园的公众碉楼,“其建设之法式,用圆形直径,内桶一丈一尺,高三丈六尺,分四层楼三隅砖,中夹英泥,脚砌石五尺,上四层外围骑楼。”[31]这座碉楼现已消失,不过从记载的内容看其形制应与相隔不远的沙田村圆形碉楼相似。沙田村的圆形碉楼高四层,直径4.5米,高约11米。青砖墙,钢筋混凝土楼板。四楼外挑,建有平顶瞭望台。碉楼大门为铁板门,花岗岩门框。共开5扇铁板趟窗,窗较小,外砌筑石框。二至四楼四周均开有射击孔。四楼望台有垛口。瞭望台可用于察看匪情,射击孔和垛口则用于枪炮的射击。窗户很小,且用铁板作为窗扇。大门也为铁板门。整座碉楼的防御性非常强。根据现存的公众碉楼,可以看出其防御功能强大,而居住功能则减弱甚至没有。如南区寮后大街一碉楼,为村里的公众碉楼。平面呈四边形,高四层约13米。青砖墙,钢筋混凝土楼板。二至四楼外墙四周各有三个花岗岩框的射击孔,呈“倒山”字排列;二、四楼的东西面墙各有一个瞭望口,三楼的南北面墙各有一个瞭望口。从这座碉楼中我们便可以看出公众碉楼强大的防御功能。一楼有门没有窗,以防被匪徒攻击;二至四楼的四面墙均有射击孔和瞭望口,但没有容易遭受攻击的窗,非常有利于防御。而面阔、纵深均不足3米,旁边也没有民居配套,居住的功能基本不存在。
私人碉楼因为基本不承担整个村子的防御任务,只是保全自己家族的生命财产安全,因而建在村子内即可,对选址没有太大要求。从现存的私人碉楼分布也可看出这一点,其分布在村子的各个角落,没有太明显的规律性。从形制上看,私人碉楼一般射击孔较少,并开有窗,便于采光。且一般兼具居住的功能,或是和旁边的民居配套,共同组成生活的居所。如大涌起凤环岐阳中街一碉楼,高五层约17米。青砖墙,混凝土楼板,正面及两侧均开有窗户,楼顶四周设有抢眼。与前面的民居连接成一体,兼具居住和防守功能。
公众碉楼作为村落的防御设施,经常驻有村里的民团,由民团使用,进行防御。在碉楼中,为了更好地进行防御,不少安装有水火灯、手灯、独光远射灯、军用电话、警钟,配备有枪和炮等。水火灯或手灯用于碉楼夜间的内部照明。独光远射灯用于夜间观察周边的情况。军用电话则便于同乡里的团防机关联络。警钟可以通过鸣钟告警,报告匪徒的方向和远近。枪炮自然是防卫的武器了。当驻守碉楼的人员发现有匪来袭时,会立即鸣钟报警,向乡里的团防机关联络,并施放枪炮。安装有远射灯的碉楼,还会燃起灯,照射周围的情况,发现匪徒时,放枪炮射击。一旦某一碉楼响起钟声或枪声,周边的碉楼乃至邻村的碉楼都会立即鸣钟和鸣枪放炮来声援,以达到拦截匪徒的目的。
公众碉楼建成后,在乡村防御匪患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文献资料中,经常可以看到关于匪徒意图劫村,被驻守碉楼的民团击退的记载。有碉楼的乡村也因而获得暂时的安宁。如沙涌恒美一带,碉楼建成后,“此方告警,他方即为后援,以期共御匪患,是故附近各乡,咸称安堵。强徒不敢窃发,赖碉楼之力实多。”[32]而大涌的起凤环村,几乎每家都有华侨,村子小且非常富有,是盗匪垂涎的对象,但从未遭受匪徒的洗劫,主要便归功于“几及三十个的公私碉楼。”[33]石岐对岸的长洲村,也因为村中有“碉楼数所,警卫□备一小队”,所以“乡中的治安,可称巩固。”[34]碉楼在乡村防御盗匪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乡村安全保卫的象征。
四、结语
因盗匪不断,香山地区在明代初年就已经有防御盗贼的设施。清嘉庆年间香山地区就已兴建碉楼,不过当时主要是为了防御从海上来的盗寇,尚不见将其用于乡村防御的记载。在民国初期以前,传统乡村中的防卫设施主要还是以闸门、围墙配合更楼为主。由于匪患严重,匪徒人数众多,并拥有枪械等武器,乡民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原有的低矮闸门、围墙在防御中自身的弱点非常明显,难以用墙体进行掩护并攻击村外的匪徒,也难以有效阻止匪徒的越墙进攻,因而对闸门和围墙进行改进,以期让它们在防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对于大部分的村落来说,这种做法既耗资巨大,也难以真正保卫乡村的安全。民国初期以后,现代意义上的碉楼逐渐在香山的乡村出现,其坚固耐用、攻防一体和便于观察匪情等特征使得其在乡村防御中的效果非常显著,在保护村民的生命财产中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也因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为地位显要,在某种程度上,耸立的碉楼成为了其所在乡村中村政和公共设施建设的标志。闸门、围墙、护村河等和新出现的碉楼组成了村落新的防御设施体系。在防匪防盗的漫长时间里,香山(中山)地区乡村的防卫设施,也经历了闸门、围墙、护村河到碉楼的演变。
参考资料:


[1] 康熙《香山县志·卷之七·义勇列传》
[2] 乾隆《香山县志·人物列传·烈女》
[3] 康熙《香山县志·卷之七·列女列传》
[4] 乾隆《香山县志·人物列传·笃行》
[5] 道光《香山县志·卷五·宦绩》
[6] 道光《香山县志·卷六·列传上》
[7] 同治《香山县志·卷十六·列传》
[8] 黄健敏:《翠亨村》
[9] 康熙《香山县志·卷之五·县佐》
[10] 道光《香山县志·卷六·列传上》
[11] 康熙《香山县志·卷之七·高士列传》
[12] 《长洲村志》
[13] 《香山县志续编·卷十一•列传》
[14  ] 1918年9月11日《香山仁言报》,第四页。
[15] 何文平:《全球化的挑战:清末华侨社会动乱背景下的澳门军火问题》,《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首届珠澳文化论坛”论文集》,第页。
[16] 黄健敏:《翠亨村》
[17] 黄健敏:《翠亨村》
[18] 1918年9月11日《香山仁言报》,第2页。
[19] 民国10年《香山良都竹秀园月报》,第7期,第九页。
[20] 民国10年《香山良都竹秀园月报》,第8期,第七页、第八页。
[21] 民国9年《香山良都竹秀园月报》,第2期,第十九页。
[22] 1920年10月20日《香山仁言报》。
[23] 民国9年《香山良都竹秀园月报》,第2期,第十九页。
[24] 中山市外事侨务局 中山市港澳事务局编:《中山华侨志》(初稿)。
[25] 《香山良都竹秀园月报》,第9期,第六页。
[26] 1923年12月6日,《香山商报》,第二张,第八页。
[27] 中山市外事侨务局 中山市港澳事务局编:《中山华侨志》(初稿)
[28] 1924年3月4日《香山仁言报》。
[29] 民国14年《香山竹秀园月报》,1月,第四七页。
[30] 《香山良都竹秀园月报》,第3期,第十四页。
[31] 《香山良都竹秀园月报》,第8期 第四页。
[32] 民国12年《香山良都竹秀园月报》,第35期。
[33] 《修文讲武的起凤环》,1935年9月20日《中山民国日报》。
[34] 《残秋烟雨忆长洲》,1935年9月21日《中山民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