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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四大百货公司”的华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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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博物馆   余子龙
摘要: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四大百货公司同华侨的关系非常紧密。它们在创办、资金来源和经营管理等方面都与华侨息息相关。
关键词:四大公司、华侨、澳洲、中山
民国时期上海地区有四家著名的百货公司,分别为上海先施公司、上海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和上海大新公司。它们的创办者均为中山籍的澳洲华侨,它们的身上,也染着浓厚的华侨色彩。
一、华侨创办
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者都是中山人,也都曾跨洋过海,漂泊澳洲。上海先施公司的创办者马应彪是香山县沙涌村(今属中山市南区)人。1881年,21岁的他经过多方辗转到了澳洲悉尼谋生,淘金贩菜办果栏,历尽艰辛,终于业有所成。1899年,有着多年经商经验和对经济非常敏感的他,把悉尼办百货公司的经营方法和管理制度带回香港,创办了先施百货公司。在取得了成功后,马应彪又把这些西方先进的商业文化引进到国内,推动了近现代中国的商业革命。1910年先施在广州设立分行,成为当时广州最大的百货公司,1914年开始创办上海先施公司,使中国的百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无独有偶,上海永安公司的创办者郭乐和马应彪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他是香山县环城竹秀园村(今属中山市南区)人,1892年前往澳洲,先后做过佣工、小贩和店员,1897年开办永安果栏取得了成功,1907年到香港创办了永安百货公司,1915年开始创办上海永安公司,开业后很快便超越了上海先施公司,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上海大新公司的创办者蔡昌是香山县上恭都外容茔乡(今属珠海市)人,他的经历与马应彪和郭乐也大致相同,都是早年到达澳洲,后来到香港创办百货公司,最后到达上海。不同的地方,在于蔡昌的哥哥蔡兴是马应彪创办先施百货公司时的合伙人之一,而他本人刚到香港时也曾是先施的员工。新新公司的创办者李敏周和刘锡基也都是华侨。李敏周是香山县石岐镇(今属中山市)人,18岁到达澳洲的农场当小工,后来经营小百货和地产业取得了成功,20世纪20年代回国,于1926年在上海创办了新新公司。刘锡基则是早年到达澳洲谋生,后来到达香港并成为先施百货公司的员工,不久后又调到上海先施公司任职,1923年离开先施,和李敏周一起创办新新公司。
这些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者都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他们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备尝艰辛,艰苦创业,用自己的勤劳和汗水换来了早期的成功。近水楼台先得月,相对于国内的人来说,身处异乡的他们更加容易感受到西方文明的魅力,也更加容易学习到西方先进的经营方法和管理制度。在多年的资金积累和经验总结后,他们陆续到了风云荟萃的上海,把开办百货公司的经验带到了风华正茂的上海滩,终于大放异彩,将事业推向顶峰,也开创了中国百货业的新时代。
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者为华侨,其创办时的合伙人或者重要股东也大多是华侨。1899年马应彪创办先施百货公司时,合伙的股东共有12人,其中蔡兴、马永灿、郭标、欧彬、司徒伯长、马祖金等是澳洲华侨,郑干生、林敏良、李月林则是美洲华侨。股东人数中,华侨人数占据了六分之五。永安公司的情况跟先施类似,华侨的色彩甚至更加浓厚。香港永安公司的合伙创办者除了郭乐、郭泉、郭葵、郭顺等兄弟外,还有欧阳民庆、梁创、马祖星、孙智兴、欧阳品、容子荣、彭容坤、郭朝、郭剑英等人,这些人全都是华侨。在此后永安开办的其他公司中,这些人也大多是公司的重要股东,上海永安公司同样也不例外。上海永安公司在1916年制订公司章程向香港英国政府注册时,确定的首届董事有八人,分别为郭乐、郭泉、杜泽文、孙智兴、李彦祥、林泽生、杨金华和欧阳民庆。这些人也同样全都是华侨,可见华侨在上海永安公司中的分量之重。
二、华侨经营管理
不仅公司的创办者和重要股东多为华侨,许多高级的管理层也同样都是华侨。公司的创办者及其家族成员很多时候也是公司的主要经营者和管理者。这点可以从下面的表格中反映出来。
公司名称 职位 姓名 身份备注
香港先施公司 总监督 马应彪 澳洲华侨
总司理 陈少霞 澳洲华侨
司理 马永灿 澳洲华侨
上海先施公司 司理 黄焕南 澳洲华侨
副司理 刘锡基 澳洲华侨
香港永安公司 总监督 郭乐 澳洲华侨
司理 郭泉 澳洲华侨
副司理 杨辉庭 ——
上海永安公司 监督 郭乐、郭标 澳洲华侨
司理 杨辉庭 ——
副司理 马祖星 澳洲华侨
新新公司 董事长 陈雪佳 ——
总理 李煜堂 澳洲华侨
经理 刘锡基 澳洲华侨
总经理(改组后) 李敏周 澳洲华侨
上海大新公司 总监督 蔡昌 澳洲华侨
正司理 蔡慧民 蔡昌之弟
注:本表格主要根据《香山籍人创办的四大公司》和《上海永安公司史料》等资料绘制。
总监督、监督、司理、副司理等职位掌握着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是企业的主要经营管理者。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这些关键的职位主要由公司的创办者、重要股东或者其亲属担任,而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华侨。而事实上,不仅这些与创办者相关的经营管理者大部分是华侨,各家公司招聘的很大一部分高层管理人员也都是华侨。随着事业的发展和业务范围的扩大,以马应彪为首的先施公司经营者极力网罗各方的人才,而他对于海外的归侨,尤为重视。黄焕南和刘锡基都是澳洲华侨,他们在上海先施公司中分别担任了司理和副司理的重要职务,成为公司的实际管理者。永安公司也同样如此。根据上海永安公司的员工回忆,“永安也很注重高层干部的业务水平,一些骨干都是从新加坡、马来亚请来的。”从华侨中间直接聘任高层管理人员,可见其对于华侨的重视。
四大百货公司在高层管理人员的任用时偏向华侨,这也并非事出无因。华侨常年居于海外,对于西方的经营方法和管理制度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掌握。因此,他们在四大百货公司这种采用西方经营方法的新式公司中,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再加上经营者的华侨背景浓厚,他们的亲友或者自身,很可能就是公司的重要股东,成为高层的管理人员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三、华侨的资本投资
四大百货公司有个比较奇特的现象,他们的创办者占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并不高,即使算上那些主要的大股东,所占比例也不高。公司的股份大部分是掌握在众多的小股东手上,而这些小股东,绝大多数也是华侨。
1913年香港先施百货公司由于业务增广的需要,对公司进行扩张,将资本额增加到港币80万元,并建造新的大楼。在建造的中途,又增资港币120万元,使得总合新资本增加到港币200万元整。如此庞大的华资公司,在香港开埠以来是史无前例的,而更值得称道的是,这些资本几乎全部是华侨的投资。其中澳洲华侨的股额,大约占60%以上。1914年上海先施公司开始筹建,在筹建过程中,由于公司建筑的工程量大,拟经营的范围广、品种多、规模大、档次高,原先筹集的60万元港币根本不够用,于是在开业前再增加招股60万元港币,谁知招股的消息发出后,认股、投资的热烈程度完全出乎了人们的意料,总共达到了200万元港币。而这其中,90%以上都是华侨的投资。
上海永安公司也有着大致相同的情况。1919年上海永安公司将资本增加到250万元港币。其中郭氏家族共投资14.05万元,仅占全部股本5.6%;香港永安公司投资50万元,占全部股本的20%;其他华侨投资 164.31万元,占全部股本的65.7%;非华侨投资8万元,占全部股份的3.2%;未查明是否为华侨投资的有13.64万元,占全部股本的5.5%。如果算上郭家和香港永安公司的股份,那么华侨的投资达到91.3%,而未查明的部分中肯定还会有华侨投资的成分在内,因此,在1919年,上海永安公司的华侨资本应当在91.3%以上。
新新公司的资金中,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华侨的投资。新新公司在筹建时,估计需要300万银元,除李敏周个人出资20万银元外,当时认股的投资集团有两大支柱,一是“省港财团”, 一是“粤商集团”。 “省港财团”主要是广州和香港的银行组合,以李煜堂代表的“广东银行”和李星衢代表的“东亚银行”为首。“粤商集团”则是旅居上海的广东商界领袖,以陈炳谦、郑伯超、冯炳南和陈雪佳等人为代表。但这两支力量只能筹集大概150万银元,其他的100多万资金需要由李敏周回到澳洲筹集。在资金筹集完时,其中的一半以上是李敏周在澳洲筹集到的。李煜堂本身是华侨,而旅居上海的广东商界领袖,不少同时也是华侨。例如上海永安公司的主要经营者郭顺是澳洲华侨,他在新新公司中便有很大的投资。因此,“省港财团”和“粤商集团”中的不少资金也都属于华侨资本,再加上李敏周个人和他在澳洲筹集到的资金,华侨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也就相当高了。
四大百货公司的总资本中华侨资本占据绝大部分的比例,这与它们创办者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先施公司的创办者马应彪和永安公司的创办者郭乐本身是澳洲华侨,也都曾经营过金山庄。金山庄主要是经营与华侨有关的业务,金山庄备有房间专供路过香港的华侨住宿,有专人代华侨办理出国、回国手续,并负责华侨汇款,吸收侨胞储蓄。金山庄是经常与华侨打交道的行业。经营金山庄,让马应彪和郭乐等人在华侨中间搭建了广阔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建立了信誉。而这些对于后来公司发展时的资金筹集,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于两家公司的迅速扩张和整个公司集团的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新公司的创办者李敏周能够筹集到大量的资金,也与其在澳洲多年所编织的人际关系网络有关。他在澳洲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年,经营有方,事业有成,同时也经营侨汇的业务,与澳洲的华侨有着非常广泛的接触,并且跟很多华侨都有非常好的私交。这些为他筹集资金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华侨资本在四大百货公司的总资本中占了绝大部分比例,也同近现代华侨在国外遭遇压迫和排挤相关。早在1855年,澳大利亚华工最多的维多利亚州就通过了排华法案。此后一直到20世纪初,澳大利亚曾先后3次掀起排华浪潮。白人控制的政府在经济上打击华侨经营的各种事业,对华侨事业征收高额盈利所得税,压制它们发展。由于白人政府的打击和压制,华侨经营的事业,困难重重,没有发展前途。例如悉尼虽然是旅澳华侨比较集中的地方,但是除了永安、永生、泰生三家果栏稍具规模外,就没有其他比较像样的企业了。就是这三家,也不能与白人经营的企业相抗衡。
另外,白人政府还征收高额遗产税,搜刮华侨的积蓄,使华侨感到自己在国外毕生辛勤所得,如果一病故,将大部分被外国人夺去。因此,不少华侨在澳州有一些积蓄,就设法汇回家乡,替自己年老回国后的生活作些安排。如在澳州做苦工或经营小贩的华侨,一有余款就汇回国来,一部分作为家用,一部分投资或存在他们熟悉的企业内。这些投资,成为了四大百货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而一些有资力的华侨,在澳洲积累了一些资本以后,很多毅然回国来创办企业。同时他们利用在澳洲的人脉关系,吸收华侨的资金,使得公司的事业得以迅速地扩张。
华侨在国外遭遇苦难,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把对所在地政府的不满转化为对祖国的热爱。以爱国为号召的四大百货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便因为这一点获得了广大华侨的认同。而它们的经营者也或多或少地有意识去强调爱国之情。李敏周在澳洲筹集新新公司的资金时,便以“推销中华国货”作为招募股本的口号,并以挽回国货出品的利权作为目标,向华侨宣传爱国爱家的精神。这种做法取得非常好的效果,李敏周也顺利地筹集到了大量的资金。
四、结语
四大百货公司由中山籍的澳洲华侨创办,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不过四大百货公司与华侨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此。它们由华侨经营和管理,在高层管理人员的任用时倾向于选择华侨,运转资金的绝大部分也是由众多的华侨筹集而来。它们在创办、资金来源和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都无一例外地同华侨有着紧密的关系。它们与华侨的关系是近现代华侨在国外受到排挤和不平等待遇的在另一个面相上的反映。同时,它们也寄托了华侨“商业救国”的梦想和决心,反映了华侨的爱国情怀。